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

Man is the weaker sex:《天使之骨》的人性平庸與邪惡


普立茲音樂獎得獎劇作《天使之骨》(Angel’s Bone)近日在香港作亞洲首演,主辦方「新視野藝術節」在演前演後均安排座談會,由製作團隊現身說法,講解創作過程。回到2010年,作曲家杜韻想講述一個有關賣淫的故事,文本作者羅伊斯.瓦弗瑞克(Royce Vavrek)則對天使這個題材有興趣,後來兩人選定人口販賣作故事主題。

2016年作品於紐約聖三一教堂面世之前,製作團隊從千百個採訪得來的真實故事中,提煉出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框架和男女角色,再審視各場景中無數個可供選擇的組合方案,將文本對白、音樂類型、光影設計、舞蹈編排等原素融為一體,務求在劇場發揮最佳效果。

我思疑在六年創作過程中,隨著版本不斷演變,在尋求最強大的戲劇感染力時,更為古老而根本的人性母題無可避免地佔了上風,揭露社會真相的初衷逐漸退居為故事大布景,功能在於導引出角色的性格特質和紛雜欲望,以及他們所展示的人性原型。

人口販賣議題於是成為一塊跳板,觀眾由此躍入製作團隊所構想的人性深淵,在千錘百煉而成的舞台效果中,隨同千變萬化的燈光色澤和歌聲旋律,欣賞由劇中人心所滋生的色欲、暴力、剝削、虛偽、冷酷和熱情。

觀眾:不怕被人指控是「厭女」嗎?

「我從未想過成為傳奇。(I never thought to be legendary.)」女主角X.E.太太在最後一幕閃爍鎂光燈聚焦身上時刻,以近乎瘋癲的狂喜迸發這句違心之言。她在全劇高潮裡解決了一切難題,罪行責任全部推給了別人,財務困境亦迎刃而解,而她再不是開頭那位梳冬菇頭、默默做家務、衣著平凡的家庭主婦。就在這一刻,當初她在料理桌後呆望電視機時所幻想的萬眾矚目,在梳裝鏡前神經兮兮的上鏡排練,終於由這一個燙髮、華衣美服、頭插天使羽毛的她實現。

X.E.太太在這齣歌劇被賦予無遠弗屆的震懾力量,完全掩蓋身為丈夫的男中低音。天使降臨前,面對滿腔怨憤、冷若冰霜又神經質的妻子,X.E.先生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影子。儘管劇情安排他在花園撿回受傷天使,這位丈夫也不過是個執行指令的懦弱幫兇,受不住妻子嚴厲催促,也為了令她愉快開懷,親手代為砍斷天使的翅膀,但在之後一連串暴行裡,觀眾難以判他是參與剝削謀利的施暴者,抑或只是個任由妻子縱情聲色的旁觀者。

這個面目糢糊的男人走到與妻子關係破裂的一幕,依然沒有選擇坦然接受,或索性摧毀對方,而他的逃避行徑就只換來妻子略帶感嘆的果斷判詞:「男性是更為軟弱的性別。(Man is the weaker sex.)」

有觀眾在演後講座便指出,《天使之骨》聚焦於一位極為邪惡的女性,她心狠手辣又縱欲無度,為此操控和毀滅其他角色,製作團隊會不會害怕犯上「厭女」之嫌。杜韻解釋說,她想像X.E.太太來自東歐,嫁給了美國丈夫,男人當初承諾的美好願景根本不存在,她也是個受害者,一個選擇了互相剝削的受害者。另據導演米高.麥圭根(Michael Joseph McQuilken)的意思,所謂邪惡女性當初同受「上帝嘲弄」,沒有穩定生活,沒有兒女相伴,是個周邊世界搖搖欲墜的囚徒。

誰是「受害者」?誰是「剝削者」?

現實中有「受害者」難以擺脫過去情感,「獲救」後仍稱呼剝削者為「男朋友」;有「剝削者」自問幫助他人重過新生,不察覺所做生意正是人口販賣的勾當。製作團隊愈是深入探討案例實況,「受害者」和「剝削者」都失去籠統單一的模樣,而「剝削」展現許多不同形式。

在《天使之骨》可以看到強姦性虐暴打勞役之類常見場景,同時「顧客們」對男女天使有更為「靈性」的需求,有的俯伏地上叩首膜拜女天使,有的默默地溫柔愛撫男天使,有的開腔控訴男天使不再給予關心愛護。

X.E.太太出賣男天使的肉體,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迷戀男天使;女天使受盡折磨凌辱,卻依然相信X.E.先生愛惜自己。人類的情感欲望紛雜矛盾,劇中合唱團即扮演超越個別角色關係的宏大存在,詠嘆那難以言喻的無常無序:

常在沉睡,常處甦醒,常在歌唱,常為無限,常為微小,常是日出,常有收穫。(Always asleepAlways awakeAlways singingAlways infinite Always miniature,Always sunriseAlways harvest.

人性深淵埋藏無限可能性,如果不是陷入財政困境,X.E.太太還會萌生逼迫男女天使賣淫的念頭嗎?如果主角夫婦育有兒女又享有溫暖家庭,他們的性情還有變得如此乖戾殘忍嗎?

兩位悲情天使是被凌虐對象,也是觸發一切的導火線,他們如同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,或是誘惑眾生的至尊魔戒,給走投無路的主角夫婦一個從天而降的翻身機會,凡人無法拒絕「上帝的恩賜」,而箇中因果際遇一如合唱團所誦唱:

羽毛是帶刺之物;落入錯誤之人的手中;柔軟化為尖銳;貪婪相隨。(Feathers are prickly thingsIn the wrong handsThe softness turns sharpWith greed.

眾生皆有七情六欲,擺脫不了貪嗔痴,假如觀眾身處於台上主角的境地,誰能保證我們不會化身為大同小異的剝削者?瓦弗瑞克便曾解構本劇要旨之一:「平凡的人可以變得非常邪惡。」

作曲家:多元化但必須「戲劇上正確」

《天使之骨》全長約80分鐘,以歌劇來說算是偏短,其間故事轉折由一組組象徵置換達成,例如天使之翼在大銀幕上碎裂、女主角改變髮型、合唱團脫下詩班白袍換上黑禮服,製作團隊藉此保持文本結構輕盈有空間,以便結合音樂光影等其他舞台原素。

這種「化約」手法同樣應用於角色設計,全劇重心落在X.E.太太身上,天使們只是啟動她內心靈慾的鑰匙,X.E.先生僅是她作惡多端的工具和犧牲品,人物關係的刻畫止於最低限度,有時甚至令情節鋪排稍嫌薄弱倉促,例如女天使對男主角的情感,以及男主角在暴行中的心境變化,都只經由片言隻語便輕輕帶過。

按瓦弗瑞克的講法,他創作的文本是「骨架」,直到轉交作曲家手上,才從歌聲、旋律和節奏中獲得「血肉」內容,單純的文字訊息得以在舞台上「放大擴張」(amplified),發揮文本所蘊藏的情感威力。由合唱團以額我略聖歌(Gregorian chant)表述混沌因果,到女天使被強暴時藉龐克搖滾(punk rock)痛苦嘶吼,他的拍檔杜韻揉合不同音樂風格,為每一個場景度身訂造貼切曲風。

這位普立茲音樂獎得主強調,她的作品不是純粹「混合與配搭」(mix and match),盲目追求多元化,而是必須「戲劇上正確」(dramatically correct),形成有說服力的整體。為何不用上抒情調(aria)表達強姦一幕的情緒效果呢?不,這不適合,龐克搖滾才能切合她所設想的受害人經歷。

香港原素:梁朝偉和警匪片節奏

香港觀眾在劇中聽到梁朝偉的廣東話對白(《重慶森林》?),背景音樂不時穿插八九十年代功夫電影拍子,這些原素來自曾滋潤杜韻創作生涯的香港流行文化。杜韻在演前演後講座都提到,她在成長階段很迷香港警匪片,直到多年後創作《天使之骨》,她亦特意融入那些動作場面的緊張節奏,亦即她口中的「維京音樂」(Viking music)。

還有當年在上海音樂學院,杜韻曾經在大寒天與同學們一邊圍坐取暖,一邊觀賞王家衛的《春光乍洩》錄影帶。這位上海姑娘稱呼王家衛為「被『流放』香港的上海人」,大導演的作品給予她強大的「媒介」和「助力」(agency),鼓勵她用音樂講故事。

得知作曲家的成長片段,也許部份香港觀眾會和我一樣,心裡有點忐忑不安。我們瞥見當日光芒殘留在意想不到的角落,但仿如置身於落日餘暉,令人惆悵令人感慨:香港未來還能重拾深入人心的文化影響力嗎?

2018年3月20日 星期二

《監護權爭戰》觀後感:人怎麼陷於執迷與自毀


電影散場後,觀眾似乎都對《監護權爭戰》不太滿意,有人說導演視野太窄,未有以小見大,從一宗破碎家庭案例擴及社會議題,管窺政府作用和責任,也有人講得更乾脆,一字記之曰:「悶」,好像只為了最尾十五分鐘高潮位才進場看戲。路邊影評不無道理,整齣戲都內斂深沉,人物背景大多藉由對白交代,除了結尾一幕之外,情緒爆發場面大多點到即止,觀眾覺得沉悶難耐亦情有可原。不過,「講故事方法」形形色色,為甚麼導演Xavier Legrand偏偏選擇了「平平無奇」的表達形式呢?

看慣了TVB爭產戲和家庭劇,我一邊看《監護權爭戰》,一邊想著如果這齣戲落在港式表達手法,應該會有很多火爆場口,演員們也會較平均地在個半小時內發揮演技。

如果導演應用港式劇集手法…

劇情很簡單,就是一男一女離了婚,女方MyriamLéa Drucker飾)帶著兒女四處躲避前夫AntoineDenis Menochet飾),Antoine於是訴諸法律,要求定期探視未成年兒子(Thomas Gioria飾),故事就開始於Antoine勝訴一刻。

觀眾作為旁觀者,在整齣戲中聽到很多角色談論或評價男主角:律師指男主角因思念兒女心切,不惜辭職放棄工作,追蹤「玩失蹤」的前妻;其子則曾通過書面陳情,表明不願接受父親探視,認為「那個男人」會危害媽媽安全;男主角父親也曾在一場反枱告終的家庭聚餐,直斥其子總是最後搞砸破壞一切。

縱觀全片,與其交由親屬們左一句右一句點評,其實不難加上幾個「閃回」場口作補充。可以是男女主角還未離婚前,商量家庭旅行地點,為了去倫敦還是普羅旺斯相持不下,初則口角,繼而動武,以虐打和尖叫畫面「證實」男主角家暴傾向。如果不喜歡時間軸跳來跳去,也大可以拍兩三個鏡頭,展示失業男主角如何生活拮据,在私家車睡覺過夜,到超市後巷撿過期食物,受盡工作人員白眼,藉此交代壓力是如何逐漸累積,以至最終一發不可收拾。

憤怒而羞慚的男人:「我已經改變了。」

儘管加上幾個畫面就能令人物背景更清晰,觀眾獲得更多感官刺激,導演卻沒有這樣做,始終維持簡潔平淡的鋪排敘述,他放棄大肆鋪陳背景資料,也減省用作「交代」和「解釋」的畫面,選擇集中所有力量於一點:一個人怎樣逐步陷於執迷自毀。

由於沒有「閃回」畫面,觀眾在電影前半段都不能確定,Antoine是否如前妻所講般失控失常,而他也在片頭勝訴後確家嘗試當個好爸爸,對兒子的不瞅不睬坦然以對,對Myriam的迴避和抗拒亦只是稍為慍怒,講一兩句晦氣話。這時候男主角仍非常努力克制自己,以至「不明真相」的觀眾亦會認為,一個失業失婚的中年男人發點脾氣,也算是情理之中,劇情尚有迴旋餘地,前妻和子女應該還有可能與他冰釋前嫌。

Antoine的命運走到那一步才無可挽救呢?在戲中轉捩點,他闖進前妻新居,遊走到廚房時背對著妻兒抽咽啜泣,喃喃自語:「我已經改變了。(J'ai changé)」他轉過身來,雙眼噙著淚水,繼續講這句話,兩母子神情僵硬,尤如面對一頭兇猛野獸,惟恐一聲悶哼一個動作都會挑動牠施襲獸性,在Denis Menochet精湛演繹下,男主角此刻集執迷、抓狂、愧疚、無力感於一身。

在廚房對峙一幕之前,他因發現前妻再次秘密搬家而發狂,為懷疑前妻「不忠」而妒火中燒,威逼利誘兒子「供出」新居地點,然而一旦他達成目的,當場「拆穿」前妻的把戲,這個男人在廚房內卻是尋求寬恕和諒解,他想逃離即將墮進的情感深淵,想在事情無可挽回前重返常軌。結局是他失敗了,一切爭扎和努力都土崩瓦解。

講故事要有衡量取捨

生活現象千變萬化,而每種表達媒介都只能盡力模擬,沒可能包納所有原素,因此講故事要有取捨。《監護權爭戰》本來可以穿插各種喜怒哀樂回憶,令觀眾更易於保持專注,也可以設置一個殘酷冷漠的社會,令男主角的癲狂獲得解釋。

不過,額外加多幾筆角色背景,添幾項社會議題,對於全片主旨真的有所裨益嗎?未必,相反更可能會徒生枝葉,阻礙講故事的人一步步引導觀眾,從真相未明慢慢走到圖窮匕現,細心觀察男主角怎樣給執迷一口口吞噬:由片頭家事審訊中泰然自若,內心繼而緩緩累積抓狂怒火,中間經過哭喪著臉地慚悔:「我已經改變了」,最後卻以狂暴手段發洩和自毀。

或者,對於同一主題,如果使用文字媒介,作家筆鋒較能同時穿梭於內心獨白、神態表情、舊日回憶和當下情感,洋洋灑灑也怕主脈不清。相對而言,電影感染力通常比文字強烈,畫面亦一般比文字直接有效,可是卻沒那麼容易遊走於內心思緒與外在言行,要圓滿展現就非常依賴演員技藝和觀眾想像力了。

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

《1987:逆權公民》觀後感:承認軟弱才懂得抵抗


 聽聞發行商在翻譯戲名時有一番爭扎,商業考量下用「逆權」兩字標誌三部曲,這一點毋須爭拗,但到了要鎖定片中角色,冠之以「逆權」兩字,內部就意見分歧。不論是《逆權司機》,還是《逆權大狀》,一個主角一條主線,如何翻譯幾無懸念,最後一部卻出現變數。

為了方便推廣,最好能夠找出一位主角,宣傳標語、海報、FB feedsIG stories都以這位主角為主題,片中現成就有一個帥哥大學生(姜棟元飾),他也是由真人真事改編的民運殉道者,拿來為電影冠名為《逆權學生》似乎順理成章,為甚麼最後反而是無特定對象的《逆權公民》跑出呢?

據說是員工認為帥哥大學生只是其一個角色,論份量不足以獲冠名「厚待」,他們還「成功爭取」在最終定名加上「1987」這年份。本來我只當是則小道消息一笑置之,以為技術問題是工作人員才會執著,但看畢全片後才發現,這宗譯名之爭一點也不瑣碎無聊。

芸芸「公民」才是領銜主角

一宗反共機關虐囚致死案,一場由大學生領軍的民主運動,這兩件事構成全片主軸。帥哥大學生的確是個鮮明角色,和美女同學(金泰梨飾)有感情線,但他只是芸芸群眾中的一員,在能力範圍內作公民抗命。如果沒有捨命挖料的報社記者、特立獨行的檢察官、冒險犯難的前工運份子,以及一眾願意走上街頭的男女老少,學運領袖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掀起翻天波瀾。

這部片的主角不是一個人,一群人,而是仿似觸不到摸不著的「群眾」,她可以是在催淚煙中收容學生的波鞋鋪老闆娘,他可以是匿藏民運志士的寺廟僧侶。儘管主流電影少不了以帥哥美女作招徠,但全片焦點不在美男「學生」,堅持與渴求真相的「公民」才是領銜主角。

真相與公義超越體制界線

1987年在韓國民運史上里程碑,全斗煥軍政府倒台在即,但身處漫漫長夜,每位公民在當下又能確定自己能看到明日曙光嗎?片中「公民」有體制外學運領袖和民運份子,有體制內檢察官和監獄長,他們對於民主與否或者意見不一,但縱使同在黑夜裡,公民們對星火真相卻是同樣執著。

思想太宏大太抽象,年輕生命無辜慘死才是鐵一般事實,在那一刻不論是站在界線那一邊,義憤與不齒都會油然而生。這一份熱情並非源自空泛理念,它建基於一件真實在1987年發生過的冤案,公民們縱使互不相識,不知不覺間卻朝同一目標進發:真相。即使他們當中不是人人在乎推翻現狀,不會糾纏在正反辯論,但唯獨這件有血有肉的歷史慘案,他們可時一時間置安危於不顧,為的就只為達致古老而原始的信念:公義。

生活有太多面相與取捨

人心是軟弱的,有時是自欺欺人,有時是自視過高,所以到了關鍵時刻便背棄了理想。前工運份子(柳海真飾)受盡酷刑也不供出民運志士下落,但當反共機關頭子威脅傷害他深愛的姐姐和外甥,他還是「背叛」了同路人。可是,假設我們在同一處境,不見天日地遭受無盡折磨和恐懼,有多少人願意犧牲一切忠誠到底呢?與其高高在上地予以批評,不如明白和理解人的生活有太多面相,有太多權衡取捨。

檢察官(河正宇飾)利用職權對抗反共機關,又暗地裡向報社通風報信,他為了真相犧牲事業,以至波及庇蔭他的外父也在所不惜,但他不屬於冒死撞進槍林彈雨的社運份子,也不屬於無懼在南營洞裡受電刑的志士行列。一如片中其他公民,檢察官對真相與公義有所執著,但他也有自己的生活,也有不能承受的代價,於是他選擇以狡猾而相對安全的手段與體制周旋。或者面對強權與壓迫不只需要勇氣,更需要與時變化,舉重若輕,我們要承認自身軟弱,才能學懂如何抵抗。

2016年9月15日 星期四

我沒有答案:一名左翼女生的理性與感性

世上的邪惡總是來自愚昧無知。缺乏見識的善良意願也許會與惡意造成同等損害……而最無可救藥的惡行乃是這樣一種愚昧無知:自以為甚麼都知道,於是乎宣稱擁有生殺之權--卡繆,《鼠疫》,第二部份,1947年。

(為保護受訪者私隱,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,又筆者曾杜撰部份情節。)

今年情人節前夕,舒文相約友人共進晚餐,她卻無心品嚐桌上佳餚,一整副心思都放在幾天前農曆大年初一。當晚執法人員掃蕩旺角無牌小販,引發街頭騷亂,蒙臉黑衣人衝擊警方防線,手持街磚追打落單警員,電視台直播有警員驚惶失措,向天鳴槍示警,只差一步就會對人開槍自衛;火光熊熊的路障散落大街小巷,燃燒了整整一夜,直到大批警員趕赴增援,才逐漸於天亮前平息事態。

佳節在即,市面回復平靜,霓虹燈招牌五光十色,照常點綴繁華鬧市晚景,人群與車輛穿梭於擁擠都會,看上去還是那個香港,可是對舒文來說,熟悉景像居然泛起陌生感覺。暴力抗爭可取嗎?警員鳴槍示警是防衛過當嗎?是非黑白固然重要,但最令舒文焦慮不安的,是那赤裸裸的仇恨和惡意,敵對陣營互相撕殺,只換來毫無意義的報復,殘酷而虛無。

「我就是別人口中的『左膠』,感情用事,又常常陷入道德矛盾。」舒文語帶自嘲,總結自己的政治立場。她自命為左翼份子,必要時會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,但同時不斷自我質疑:我的判斷真的合乎理智嗎?嚴詞批判他人是否反映自己不夠包容?甚麼時候我們要採取非常手段呢?在火車站星巴克咖啡座,我和舒文聊了差不多三小時,聽得最多的答案是:「我沒有答案。」

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先鋒

兩年前晚夏,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罷課,呼籲民眾齊集金鐘政府總部,抗議當權者背棄普選承諾,政制改革不進反退。罷課來到最後一日,我還記得是926日晚上,數以百計示威者隨同學生領袖,衝進總部門前「公民廣場」,於旗杆下手拉手圍成一圈圈人鏈,至凌晨時份遭警員逐一拘捕,其中一位「強行闖入」嫌犯就是舒文,當時她忍不住痛哭失聲。

「我是給別人推進去的!」舒文十分強調這一點,但同時表明絕不後悔,「公民廣場」本來就屬於公眾用地,政府不過是強行建圍欄封鎖,所以不論主動闖入與否,她進了去就不會逃出來:「這樣做會好『𨳍』!」那一晚之前,她猜不到要以身試法,更從未想過自己會如此執拗,與一眾抗爭者共同進退,而出乎意料的事還陸續有來。

一名女警逮捕舒文,扣押她上警車,女警不久就發現嫌犯竟然是中學師妹。久別重逢,兩人初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寒喧,重溫校園往事,但很快就無話可說,車廂裡只剩下尷尬與沉默。由舒文踏入「公民廣場」那一刻開始,她已捲進社運鬥爭,與女警分屬不同陣營,昔日友誼此刻蒼白無力,執法者與嫌犯迷失於交錯時空,無奈又侷促不安,女警惟有默默押解舊友回警署錄口供。

舒文獲准保釋後,立刻重返金鐘現場,她這場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,也即將迎來高潮。「公民廣場」事件激發強烈迴響,市民攜同糧水物資,聲援被捕學生領袖,抗爭民眾聲勢浩大,結果於928日下午合力佔領金鐘幹道;黃昏時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,並派出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,企圖驅散佔領者,直至深宵才悉數撤離。自這晚起,舒文在金鐘佔領現場度過許多個失眠夜。

夜晚留宿金鐘柏油路上,早晨就趕回大學上課,舒文不分晝夜跟進最新狀況,囫圇吞下每一篇局勢分析,為的是與身邊佔領者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。光榮撤退是自欺欺人,沒一個佔領者會服氣,升級進攻亦不見得能抵禦武力鎮壓,苦思過後她沒得到任何答案;到了10月中,身心俱疲的舒文不堪露宿生活,感染肺炎重病,而她也不想漫無目的「𨳊坐」下去,於是脫離佔領者行列。

佔領運動終告失敗,當權者寸步不讓,成功無血清場;如今事後回顧,不少佔領者認為學生領袖太過怯懦,浪費升級機會,導致曠日持久,群眾於絕望中黯然離開。舒文回看昨日,也覺得領袖進退失據,但她反問批評者,那麼有本事為何不自行組織衝擊行動,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」,進也好,退也好,有哪個佔領者能夠斷言可得好結果呢?大家都沒有答案。

惹人討厭的是本土派,不是本土思潮

兩年過去,普選訴求仍是香港政壇主旋律,但本土思潮已勢不可擋,就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,當局冒民意反彈風險,取消港獨人士參選資格,可是仍有候選人提倡公投自決,並成功奪得議席。只要能對抗赤色大陸蠶食公民社會,舒文樂見香港獨立,又認為毋須那麼害怕北京,否則我們根本甚麼都不用爭取;她也讀過不少本土派理論,雖覺內容大多天馬行空,但個別方案都有點可行之處。

對於本土思潮,舒文將「事」和「人」切割開來,她並不抗拒箇中思想,但討厭那一堆打著本土旗號的政客和網民,直言他們無知和反智;我笑說她近乎不切實際地分開批判,這一點正體現「左膠」理性吧。追本溯源,原來舒文一向對本土派沒多大意見,直到去年底加入一家香港媒體,因應記者工作所需,開始每天瀏覽網絡熱話,她才接觸到本土派支持者的「反智」言論。

香港傳媒金主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生意來往,舒文的老闆也不例外,網民卻不時拿來大做文章,當中本土派更是窮追猛打,呼籲封殺「維穩」媒體。雖說是新手,舒文很快洞察行內生態,記者和編輯自視為專業人士,對新聞選材、報導方向和呈現手法一概有所堅持,務求編採自主和客觀公正。可惜網上一句「維穩」就抹殺同事的優質報導,舒文經常為此憤憤不平。

自覺不公指控責罵的不只是公司,還有她這位小員工,內心氣結的舒文更察覺到,本土派網民大多是井底之蛙,受困於虛擬世界。此前她和許多本土派一樣,以為中國就是「地獄鬼國」,人權自由欠奉,黑心商品橫行,但自當上記者以來,舒文特意多讀兩岸新聞,看到中國另一面相,電子貨幣應用獨步全球,時評節目大膽揭露醜陋真相,「地獄鬼國」之說怎會是客觀公正的評價呢?

「妳可以忽視網民言論呀,根本不用如此上心。」舒文對我的建議不以為然,因為她身邊就有一位「反智」本土派。她曾與弟弟一起闖進「公民廣場」,又於金鐘海傍討論佔領者該怎樣走下去,如今兩姐弟卻「愈行愈遠」,姐姐不齒本土派「反智」言行,弟弟則奉為楷模。按舒文講法,儘管本土派政客議政表現不濟,弟弟都視若無睹:「就像邪教一樣,我現在都不願和他多講政治。」

「我不是針對特定主張和群體,而是反對『非理智』言行。」舒文數度澄清自己接納各種政見,但容不得愚蠢無知的胡言亂語,然而她不自覺地發揮「左膠」思維:「這樣批評別人『非理智』是不是太武斷?」提問人沒有自問自答,雙眼流露疑惑,我故意不置可否,轉而追問她為何會決志加入左翼運動,舒文聽罷神色苦惱,好像霎時間拿不出一套完整說法。

為了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

「其實只需一句話,一個印象,人就會改變,很多東西早就植入腦袋。」她再三思索,或者與成長環境有關吧,小時候家庭財政不穩,爸爸自顧自在外投機賺錢,媽媽承受持家壓力,不時炮轟埋怨丈夫,多年來家無寧日。如果每個人都不懂體諒別人,只執著於一己立場,結果只會是互相折磨,雖然嘴裡這麼說,舒文眼神卻猶豫不定,懷疑塵封記憶是否真的那麼重要。

佔領運動爆發那年,是舒文政治覺醒之年。她首次參加年度七一大遊行,又因建制派於立法會強行通過新界東北開發撥款,第一次為「制度暴力」激動落淚,更不用說留守「公民廣場」那意想不到的一幕。短短一年間,舒文由旁觀者急劇轉變為佔領者,而一切身體力行似乎源於那年春季的哲學課,課程有一個沉重的名字:「人類存在與價值」;咖啡座裡她托著腮皺著眉,斷斷續續地追溯研習歷程,彷彿不太確定其中因果關係。

課堂上,舒文寫下個人特質和潛能清單,探索「我」最在乎甚麼,可以達成甚麼,又細讀《正義:一場思辨之旅》,痛斥資本家以奉行「自由市場」為名,行不公剝削之實。有一次上課,她跟隨老師和同學高歌〈海闊天空〉和〈自由花〉,追悼六四民運志士;正是這群師生鼓勵舒文加入七一遊行群眾,延續十一年傳統,與數以萬計市民在主權移交這一天,上街向當權者表達民主訴求。

若果時光倒流,兩年前沒給人家推進去,妳還會闖入「公民廣場」嗎?舒文認為前因後果已是既成事實,沒有假設餘地;那如果佔領運動重來,妳會挺身而出嗎?原本她說沒有答案,其後提及立法會選舉時,忽而心血來潮,半開玩笑地提出行動條件:假如是朱凱廸帶領的非暴力抗爭,可以考慮再次走上街頭。

也許相比沉溺在模棱兩可的回顧與猜想,勉強尋求確鑿答案,舒文更忙碌於應付日常生活。

為趕及「死線」日夜顛倒,為求盡善盡美而廢寢忘餐,自從成為上班一族,舒文每星期重複採訪和撰稿的工作流程,她偶而也會氣餒疲倦,仿如受諸神懲罰的西西弗斯,不斷推巨石上山頂,巨石卻自行滾到山下,苦工永無盡頭。幸好記者舒文能夠從中履行左翼使命,報導環保組織收集食肆廚餘,再造轉化為有用資源,又記錄大學生開辦社區補習班,義教基層小童。

「我沒有答案。」說這句話的人失落迷惘,無力感籠罩她的城市,不過舒文至少仍能專心工作,可以的話就順道貫徹左翼信念,閒時一個人觀賞各地電影,品味小說故事。無奈網上「反智」言論依然會影響心情,當權者跋扈態度仍舊令人憤怒和絕望,於劇變重臨之前,沒有答案的她就只能借用卡繆的解答:即使徒勞無功,我們仍要努力推巨石上山,以不屈意志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。

2016年8月7日 星期日

中華民國萬歲!記一個「不合時宜」的香港青年

 (為保障受訪者私隱,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)

直到目前為止,我還是不太了解,方思明當初為何會迷上「中華民國」;他清楚知道腐敗專制的「黑歷史」,但民國就是他的信仰,先總統蔣介石就像是耶穌,共產黨是破壞中國文化的大魔頭。一點都不是開玩笑,方思明夢想有一天能「光復大陸」,重建一個奉行儒家禮樂的大同中國,所有國民都寫正體字,穿漢服,不再講甚麼國語普通話,那是北京黃包車伕才講的土話。

「有99%的中國人都不配做中國人!」你批評他是「大中華膠」胡言亂語,方思明應該都會笑著認同,信仰這東西嘛,就是狂熱追逐著,一個有可能永遠都不能實現的目標。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,他帶著狂熱眼神道出這句話,彷如享受著自嘲快感,笑說老生常談同樣適用於烏托邦和愛情:「其實和我對女人一樣,得到手就會怕悶。」

由中二初戀計起,單是有名份的女朋友就至少有一打,換言之平均每年換畫一次,方思明皺著眉,數著手指,自己也不肯定正確答案是12個還是13個。他自述十多年戀愛生涯,真正令他魂牽夢縈的就只有一個,然後拿出手機展示一幅女生圖片,是個清秀脫俗的台灣女生,兩人斷斷續續拍拖四個月,方思明一臉陶醉地回憶:「我就是她的初戀情人,我們連嘴都沒親過。」

這個美麗女生令浪子神魂顛倒,可惜她現在已是他人女友,方思明只能夠幻想人生是《求婚大作戰》,他是回到過去的山下智久,奪回自己的長澤正美。欲求不得的苦澀甜蜜,害怕重遊故地會觸景傷情,對女人尚且如此,那不知道他每天看兩岸三地新聞,總盼不到中華民國光復大陸那一天,是否也會一邊沉浸在欲斷難斷的焦慮,一邊如聖徒般對神聖的痛苦甘之如貽。

「中國魂」是如何煉成的?

正如大多數見證故事,方思明決志投身「中華民國」,中間不乏「聖靈感動」的瞬間,經歷精神昇華的興奮,個人庸俗生命連接更偉大的事物。食煙、曠課、溝女,他作為典型壞學生,上中史堂例牌聊天睡覺,直到中四某一個上課天,老師正教授抗日戰爭始末,突然淚盈於睫,激動說道:「為甚麼我們的國家會多災多難,美國人卻可以如數家珍,傳授本國歷史給下一代?」

大男人的淚水喚醒了方思明的「中國魂」,但我不肯定這是否所謂「命運轉捩點」,因為方思明口中的「感動時刻」還有很多。第一次參加香港維園六四晚會,是在中三那年,數以萬計市民點亮手上蠟燭,燭光中人海融為一體,共同為中國人的悲劇默哀致意;他又銘記史學泰斗余英時的豪言壯語:「我到哪裡,哪裡就是中國。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?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。」

故事裡有太多振奮人心的畫面和名言,方思明一時都搞不清楚如何起承轉合,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,他的「中國魂」並非一朝一夕煉成。

經歷過「民族覺醒」的震撼,他卻要到了中五會考,才分得清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和「中華民國」兩個政權,思考自己要效忠那一方;會考後他接觸「新儒家」思想,大概從那時起才衷心同意,那塊名為「中國」的土地沒有「中國」,中華民國承繼數千年儒學正統,只有這個偏安一隅的華夏正朔,才有能力於現代世界,更新和重振中國文化,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則是摧殘道統的僭越政權。

當初愛上中華民國,方思明還未質疑自己是否至誠奉獻,抑或是好像日常追女仔,害怕沉悶而挑選可望不可即的對象。相反,他忙於坐言起行,為此於2008年為毛孟靜助選,當時這位公民黨候選人尚未高舉本土旗幟;一年後,18歲的方思明聯同幾個網民,舉行七一絕食抗議,公開表達其政治理念:「我們這班年青人出來,希望可以喚醒其他人,關心香港社會,以至中國的民主進程。」

以香港為中國民主化基地,對於不少2016年的香港年輕人,這種「關社愛祖」論調已是陳腐老朽,代表民主派妄想改變大陸的失敗過去;然而短短七年前,方思明與年少友人滿懷理想,以絕食為抗爭手段,呼籲中港當權者實現民主政制。寫上「愛我中國」的紙牌當日毫不刺眼,甚至是理所當然,曾經吸引過很多青少年,只不過相當一部份人已改變想法,只覺今是而昨非。

早來的25歲中年危機

儘管年僅25歲,方思明尤如正受中年危機煎熬,外形言行已急劇轉變。

那些年舉著「愛我中國」紙牌的他,整齊烏黑的瀏海下,是劍眉星目和端正五官,再加上運動健將高大身形,絕對稱得上是「小鮮肉」;眼前的他卻自嘲是「肥叉燒」,頭上亂髮蓬鬆,露出又圓又大的額頭,下巴蓄有如雜草般的短鬚,身上穿著鬆垮垮的加大碼襯衫和棉褲,整個人斜斜躺在旋轉椅上,只剩下炯炯有神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表情,還帶有往昔神采。

無聊呀,好悶呀,方思明當上了記者,墮進日常工作循環,嘴邊經常掛著這兩句話,滿口人生無謂的埋怨。電腦螢幕框邊貼著一張啡黃色紙條,上面用粗黑字體印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,他依然憎恨共產黨,期盼儒學盛世再臨,但再沒有七年前「關社愛祖」的傲氣:「最好全世界都是乞兒,只有中國不是乞兒。」鬱鬱不得志的憤青氣息已取而代之。

香港「民主大中華」思潮褪色,對方思明沒甚麼影響,他本來就對本港政壇不予厚望,對其而言,留在一座南方小城市,難以實現其報國壯志。2009年,他完成中六課程後,入讀國立台灣大學,正式踏上中華民國治下領土;其後他投身學界政壇,成為台大時務社創社社長,又以僑生身份選上文學院學生會代表,大一時更自告奮勇,在校園舉辦六四晚會。

後來於2011年,方思明結識了幾個學界領袖,成功籌辦台灣歷來最大型六四晚會。統獨兩派民眾齊集台北自由廣場,燃點燭光以紀念天安門慘劇,可是此時此刻,總召集人方思明心情糾結。他自問尊重台民自決宿願,但終究不希望可能選項成為確鑿選擇,所以當獨派於台上高喊「台灣獨立」,呼籲國民要引六四血腥鎮壓為戒,謹記與對岸中國劃清界線,他不禁感到唏噓失落

就在人生首個政治高峰,方思明驟然發覺於那片名為「中華民國」的土地,反而沒有他心中的「中華民國」,甚麼「華夏正朔」已淪為歷史陳跡。

方思明踏足台灣,初衷是於「祖國」土地上推動「民主中國」發展,但卻碰上比香港更為尖刻的政治現實:台灣比香港走得早,走得遠,兩岸區隔分離早已成為年輕人主流思想,愈來愈多中華民國國民下定決心,要與中國分道揚鑣。方思明曾期望台灣能成就理想中的烏托邦,但最後發現自己活在空中樓閣,成為「亡國亡天下」的前朝遺民(套用本人講法)。

學生運動真的是純潔無暇嗎?民主政體標誌著歷史的終極答案嗎?自2012年退出六四籌委會,方思明幾乎絕跡政治活動,他沒有預料到會面對新一輪衝擊。2013年,他於歷史系課堂遇上一位左翼統派教授,這位淵博學者藉由講解「現代性」問題,「有系統地瓦解」方思明的民主信念。他比喻那個瓦解過程如同剝洋蔥,教授手法嫻熟地將他的「西方中心主義常識」逐片撕下來。

「民主也只不過是別無選擇下相對較好的制度。」曾經為中港民主運動絕食的方思明幽幽地總結。

香港人無得救!

也許於平行時空,方思明會是另一個岑敖暉,又或者是另一個梁天琦。剛巧今屆立法會選舉,青年新政就有一名候選人和他同名同姓。

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,其實要沉浸在希望渺茫的自虐快感,對象不一定是復辟中華民國。香港人面對中共政權,有些人追求民主,有些人尋求獨立,他們何嘗不是既焦慮又興奮,期盼終有一日實現遙不可及的目標。我問這位土生土長香港人,為甚麼他沒有為故鄉事業所吸引,他斬釘截鐵地說:「香港人無得救,活該沒有民主!」

「你也曾為香港民主絕食呀。」我回敬了一句。他隨即反駁:「我在台灣回望香港,才察覺到香港政壇是多麼幼稚。」於2014年佔領運動爆發前夕,泛民建制為了特首普選應否加入公民提名機制,鬧得天翻地覆,反而到了關鍵時刻,無人願意仿效台灣民主志士,為理想犧牲血肉之軀。方思明沒好氣地補充,關鍵在於「阿爺」(北京)乾綱獨斷,爭論甚麼公民提名根本浪費時間。

一如許多香港人,他看不起自家市民和政客,覺得他們想法膚淺,渴求民主又畏縮怕死。方思明慨嘆:「正如唐君毅所講,香港原是『非我之地』,無奈大陸政權易手,中華文化花果飄零,惟有暫時寄居這個城市。」他認為香港沒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,缺乏足供景仰的偉大人物,「無根之城」可以風光幾十年已算走運,隨著北上深廣從後趕上,此消彼長,華夏邊城氣數已盡。

「香港塑造了我的世界觀,假如出生在大陸,我也想像不到自己會變成怎樣的自己。對於香港,我也自覺心情矛盾。」雖說如此,方思明沒有跟從其他同齡人,挑戰大中華版本的香港故事,發掘或發明香港的文化傳統;他始終是「不合時宜」的前朝遺民,幸或不幸寄身這個華南中轉港,單是此難民心態,就偏偏和他看不起的港人不謀而合。


2016年7月30日 星期六

一個「港漂」的「私歷史」:我是香港記者,也是中共黨員

(為保護受訪者私隱,筆者曾改動或杜撰文中部份時間、人物、地點及情節)

為甚麼要來香港?

桂茹最近一次遇到類似問題,是在寧夏一間派出所,當時她因涉嫌「非法採訪」而遭當局拘留,她吸取了前輩經驗,懂得如何裝傻扮懵,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公安。公安也想大家好下台,沒怎麼為難她,只是官式問了幾句話,然後就閒聊了一整晚,不知不覺間就談到,為甚麼這個20多歲山西女生,捨棄前景似乎更好的上海和北京,南下香港這個沒落的都市。

那時候,桂茹沒意思認真回答,故發嬌嗔說了句:給你扣留在這裡,留了記錄,還怎麼到上海工作呀?說實話,她來了香港不過兩年光景,有一年在中大讀新聞學碩士,另一年則於本港中文媒體當記者;可於短短時間內,那帶有口音的廣東話已說得流暢自然,她告訴我,希望自己能於香港落地生根,拿到永久居民身份。我一如那位寧夏公安,忍不住問:為甚麼想留在這裡?

桂茹立刻道出兩個字:自由。我聽罷不禁有些疑惑,她是不是也像應付那個寧夏公安一樣,堆砌出一個體面答案來應酬我。

一個率真誠實的香港記者

留宿寧夏派出所那一次,其時桂茹的確在做實地採訪,走訪受害者家庭和維權人士,詢問他們能否走出多年陰霾,並記錄政府所承諾的補償和追究責任,如何一一落空。表面看來,桂茹與其他滿腔熱誠記者無異,僅用上「站在雞蛋一方」和「揭露社會不公」兩句話,就能概括她的人生志向;或者,如果要她一句帶過自己的新聞理想,也會如此簡單總結。

我認識了桂茹一段日子,沒錯,她的心傾向中國貧苦無依的底層大眾,同情他們對抗龐然國家機器,但這只是其行文間所流露的一面。

我們常常討論昔日報導,桂茹往往都會誠實面對自己,承認工作時難免有個人偏好,有時候即使質疑「受害人」的故事或多或少流於片面,也不太願意加以挑剔;她又不時反思,一宗宗悲天憫人的維權事件,情節人物縱使個個不同,背景主旨卻大同小小異,假如傳媒以新聞公器,反覆灌輸同一政治訊息,是否真的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,大義凜然地說客觀公正呢?

桂茹是內地高材生,原本於重慶大學本科修讀法律,將來成為專業人士,但她最終決定修讀第二學位,以新聞傳播為其人生志業。「揭露社會不公」,桂茹自述當初確有此宏大志向,同時她也坦白說,小時候當過報社小記者,於那段發掘市民故事的日子,享受自己寫的文章呈現人前,滿足感覺記憶猶新;到了大學時期,她經常成為活動主持,享受對大眾展示神采的自信。

再三反省後仍堅持「站在雞蛋那一邊」,「揭露社會不公」之餘,亦承認希望滿足一點私心,我認識的桂茹應不會為了一個迂闊概念,幻想著「自由」二字的美好,就決定要以香港為家。

觸得到摸得著的「自由」

回到最初的起點,桂茹衝口而出的「自由」是甚麼呢

我腦海中立刻浮現「言論自常」、「採訪自由」、「出版自由」等概念,畢竟香港市民眼中的基本權利,對內地民眾來說可不是理所當然。不過這種想法只是我一廂情願,桂茹不是不理解和珍視各類型「自由」原則,但她心目中的「自由」卻是源於一段生活經歷。

當時是2014年,桂茹還是中大新聞學碩士生,遠赴北京參加實習計劃,於《紐約時報》駐京辦事處擔任記者約一個月。桂茹寄居在親戚家中,每天早晚擠兩小時地鐵,跟隨著人潮往返工作地點,但如果你說摩肩接踵的都市生活規律,聽起來好像與香港差不多,她會斬釘截鐵地否定。

桂茹經常遊歷在外,有時候到偏遠地方時,人生路不熟,她一個年輕女子會帶著防狼噴霧器徬身。就在她踏足首都的第一天,忘記行李箱內這件罐狀「可疑物品」,地鐵安檢人員搜出後大吵大鬧,當眾威脅要報警處理,幸好她保持冷靜有禮,解釋為何隨身帶著防狼噴霧器,成功說服對方息事寧人。桂茹此時仍只顧著委屈不服氣,還未有充足心理準備,即將日復一日見識國家機器的敏感和神經質

每日於北京各個地鐵站,乘客都要先通過安檢才能步入閘口,桂茹時常要當場喝一口所攜帶飲料,證明不是爆炸品方可「過關」。不過她沒有習慣成自然,反而提起這段日常往事時,語氣仍帶厭惡不耐煩;這種生活感覺一點一滴累積起來,致使北京景物儘管巍峨有氣派,灰黃天色下,她只察覺到無日無之的監控,無心欣賞當權者悉心維持的宏偉外貌。

親戚住所鄰近國安機關,桂茹每日路程都是五步一崗,十步一哨,軍人監視著街上一舉一動;有時家裡電話會傳出奇怪聲音,親戚說是見怪不怪,機關人員會監聽周遭通訊。桂茹回想自己於內地生活二十多年,至此才首度意識到「國家」和「政治」的存在,但對於如此龐大力量,她只覺得討厭無理;天羅地網下,北京沒有成為安全有序的居所,反而像是個可怕陌生的牢籠。

同樣擠逼的地鐵車廂,同樣洶湧壓迫的都會人潮,北京和香港之間卻橫梗著一道名為「自由」的鴻溝,內裡不是甚麼慷慨激昂的概念原則,而是日常生活的切身體會。至少到目前為止,桂茹流連於香港鬧市,尚未察覺到強大冰冷的國家機器隱身其中,日夜監控著她的言行舉止。

「心中無黨」的中共黨員

今天,桂茹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,嚮往免於監控的自由;她同時是中國共產黨黨員,八千八百萬的一份子。她有時懊悔地自怨自艾,當初都沒怎麼深思熟慮就入了黨,對不起自己;我呀,就覺得她「恨錯難返」的語調太過沉重,我們的生活大多都不免這樣,計算和籌劃未來總是徒勞無功,拿上手的東西最後發覺不合用,現在的我譏笑著過去的我。

薄熙來治下重慶,「唱紅打黑」的年代,大學尖子桂茹獲得入黨邀請,她不是像如今所說那麼不明所以,實則事前曾諮詢媽媽和師長意見,他們都認為有黨員身份在手,找工作會方便些。不過現實是黨員有近九千萬之眾,僧多粥少,較有把握的,就是對加入國企有幫助,具體講到怎樣發財或升官,桂茹的「智囊團」都心裡沒底;大家都僅僅覺得,有總好過無,多一個身份資格對事業發展總有幫助,應該是吧。

黨可以給我甚麼呢?高材生心中有朦朧答案,但可能從未認真想過這個問題。不管如何,入黨筆試當然難不到桂茹,而面對那些檢查其思想狀況的「傻婆」,她坦承是「見人講人話,見鬼講鬼話」,輕易打發掉。其後,這個新晉黨員熱心爭取成為「唱紅打黑」活動的主持,目標是訓練膽量和實踐主播技巧;薄熙來倒台,重慶變天,但對桂茹來說只是換了口號,再不用高呼「三進三同」和「五個重慶」,她仍努力運用黨的資源,專心經營自己的人生。

時至今日,當寧夏公安指控桂茹「非法採訪」,她立即搬出黨員身份,強調自己信奉馬列毛鄧,擁護習近平總書記,惹得盤問人員失聲竊笑;可見入黨還有「剩餘價值」,可供香港記者桂茹拿來「開玩笑」,於派出所緩和對立氣氛。近年中共中央多次譴責大量黨員「心中無黨」,不交黨費,不參與組織生活,不信共產主義,桂茹正正是犯上所有不足的「反面典型」。

按中共規定,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於某個機關「掛單」。桂茹的「單位」是家鄉小區的居民委員會,過往這類街坊組織只是飲茶灌水,給大媽們一個歇腳場所,黨務活動全都馬虎了事,更不會有人多事查究誰沒有來開會。悠閒風氣近來卻蕩然無存,桂茹說居委會不滿她多次缺席會議,威脅要除名處罰;於是她母親隨機應變,承諾會代女出席,吸收「黨的訊息」,再轉達給遠在香港的女兒聽,勉強堵住居委會的口。

自習近平上台後,中共中央認為眼前種種政經痼疾,病根之一為黨員失去精神信仰,人心散渙,所以大至反腐打貪,小至追討黨費,總之必須從嚴治黨,重振基層思想風氣。自改革開放以來,當市場經濟愈趨強大,不待中共高層推廣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」的道理,以千萬計的基層黨員都改信了實用主義;他們祈求富國強兵也好,謀取私利也罷,「共產主義」都逐漸成為空洞標籤。

只要現今的社會土壤維持不變,黨內的「桂茹」大概只會除之不盡,「春風吹又生」;假如非重振共產精神信仰不可,也許習近平真正要整頓的對象,並不是個別「反面典型」而已,而是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自身。

如何解讀十三億個人的「私歷史」?

一個人的體驗,可以代表八千八百萬份之幾個黨員,十三億份之幾個中國人?誠然所有人的「私歷史」都獨一無二,但世上總有他人也經歷過相似的生活軌跡,探索過同一可能。

桂茹還在家鄉太原時,她是本地人際網絡的「既得利益者」,從沒想過求醫治病會是難事;然而當她成為重慶的外地人,沒人際關係可以疏通,頓時發現自己求助無門,花盡功夫才找到醫生看病。與桂茹同一經歷的異鄉人應該不在少數,縱使他們不一定因利益受損,而悟出桂茹的結論:社會不能單靠人情關係運轉,我們需要制度規則以確保公平公正。

留港兩年期間,桂茹曾經大病一場發高燒,要入院治療,剛巧其母來港探望,陪伴在側。她見到香港的醫生只開出退燒藥,不為桂茹做腦掃描,又不為病人吊鹽水,一度當場詰問,事後回想才恍然大悟,明白年輕女兒發燒,其實反映身體正對抗病菌,根本毋須多費藥力損耗病者。桂茹母親又聯想起,不少內地醫生所以提供那麼多療法和藥物,說穿了都是小事化大,盡可能開多些票據收錢。


為甚麼要來香港?自從親身比對中港社會之別,桂茹的母親認同女兒的結論,再沒有問這個問題。